外劳女佣会不会成为新加坡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不论外劳女佣还是内劳，还是弱势群体，低下层人士，好像都和最近几十年来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繁荣，国民人均步步高升，没有关系。他们就好似过客一样，跟我国的文化遗产不发生关系，带着汗血来，带着汗血去，没有留下遗迹。

匆匆的来，匆匆的去，我们似乎只记得外来人才，奖学金得主，位高的权贵，而忘记了外劳和内劳，他们真的一点贡献也没有吗？我们没有认可内劳的贡献，没有当他们是遗产的一部分，自然而然的对外来的劳工女佣，也会同样的对待，忽视他们的贡献，低估他们在建设国家中的功劳。

独立前后，我们还记得有红头巾，劳工，码头工人，家庭女佣，甚至三轮车夫，街边小贩，五脚基。在我们的博物馆里，还可以看到这些人的身影，默默地说着他们的故事。

如今，我们进入服务型经济，金融财务，管理，科技，医药卫生等等高增值的商业活动，这才是我们要认可的，才是我们要遗产化的。 因此，对做着这些干粗活的人，不论外劳还是内劳，我们就另眼相对，尽可能压低他们的收入，借口就是你们生产力低，没有办法让你们拿多一点。

在这一点上，对内对外，行动党的立场是蛮一致的。对所谓的人才，富人，不分内外，都是欢迎，认可，和鼓励的。对于劳工，低下层人民，不论内外，则是另一套做法，另一种态度，深怕给这些人太多的福利，太多有机可乘的机会，他们就不提高生产力，工作不认真。

事实上，我国低下层人民的苦境，也不正是外劳女佣的困境吗？当新加坡的国民人均收入节节上升时，这批人并没有得到好处，反而是原地踏步，没有分享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当别人人均收入上升时，你没有跟着上升。这样，就会把贫富的差距拉大了。所以，国民人均的上升，好像跟外劳，内劳没有关系，那么。这些增加的财富去了哪里？谁把蛋糕吃了？蛋糕越大，没有内劳，外劳的份，就只有人才，上层的份。

人均收入增加，即意味着整个国家的财富增加了，然而却不是人人有份，这是不是说，收入没有增加的人，是没有做出贡献的人？（政府的一贯说法是这些人生产力低，所以，收入当然就低了）因此，这些低生产力的人不被认可，也不是新加坡近年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份子。当然的，自然的，不论他们来自国内还是国外，我国的文化遗产也就没有他们的份，也容不下他们的身影。

我们的包容，利益分配是建立在契约合同上的

真的这么难将外劳内劳纳入我们的国家遗产吗？我们有着这么漂亮的机场，海港，公寓，商场，高楼大夏，地铁，甚至于组屋，医院，巴士站等等，没有他们的血汗，我们再聪明的头脑，也不过是一个没兵的将军。

我国社会的上下层，国人和外人，有着太多的契约性关系，有着太多的经济条件的合同。我们给你发薪水，让你有收入养家，你付出劳力，汗水，是应该，是应当的，大家跟着契约走，跟着合同走，只要我如期出粮给你，大家就互不亏欠了。在这样一种发展模式下，我们很难把外劳内劳的苦劳，当成是一种贡献，一种值得引以为荣的遗产。 

每当，在福康宁公园散步时，我都在想新加坡有没有可能也设一堵墙，纪念这些外劳内劳的贡献。尤其是那些客死异乡，工伤意外而无法安全回国的人，把他们的名字刻在墙上，作为一种吊念，也作为新加坡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告诉国内外的人，我们认可这些人的贡献，他们对建设新加坡留下了血与汗。

福康宁的墓碑墙，让人记起新加坡的过去

血与汗的纪念

福康宁公园有一堵墙，上面贴满墓碑，墓志铭，那是百多，两百年前英国殖民地官员，商人，还有他们的家人留下来的。可能是 整修公园时，把坟墓拿掉，却把墓碑铭留下。虽然他们的坟墓没有了，但是他们的墓碑铭却可以作为一堵墙，作为一种纪念，也可以让国人了解新加坡以前的历史，曾经有过的一段过去。 

这个做法，是否可以灵活的应用到外劳女佣的身上？我们不一定要贴满墓碑铭的墙，这可以是一个纪念碑，一个纪念的墙，纪念着他们的贡献，纪念着他们曾经在新加坡有过的一段过去。

以人口比例来说，新加坡的外劳女佣比例，很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和地区之一。以数目来说，也是够惊人的，可以从几十万人，甚至在高峰时期的上百万人。这不是个小数目，怎能不是新加坡的一部分，不是新加坡的特殊文化遗产呢？

但是，这些人，不是移民，他们只可以在这里工作，合同契约满了，就要走人，回到自己的祖国。他们在这里留下的情，外劳和女佣的情爱，很可能比对新加坡还要深，还要刻苦铭心呢！

外劳女佣的经济贡献

事实上，他们不只付出汗水和血的贡献，他们还为我们的消费经济做出贡献。

他们吸着世界上最贵的烟，喝着也可能是世界上最贵的酒，还有电讯公司为他们推出的各种预先付费电话服务，超市商场的大大小小消费，有些不幸的，还为万字，多多，赌场做出贡献。总之，他们是在排名世界上最贵的城市之一的新加坡消费，但是，和内劳一样，外劳的收入，也不是世界上最高，没有相应的调整。因此，外劳和内劳一样，都是贫富不均，不均扩大的受害者。也同样一起挤搭巴士和地铁。

外劳女佣，外国人还可以选择不来，或者到其他国家去。新加坡的低下层人民，可就没有这个选择了。这样一来，内劳不是更为可悲吗？或许，这个可悲，催生了新的政治常态，新的要求，而逼使政府推出更多包容性的政策。

外劳的减少看来已成为国策，新加坡要减少依赖外劳，但是，外劳亦可以选择不来。因此，过去以外劳女佣主导的经济，将进入另一个阶段，不只是外劳，外来女佣，很可能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外劳女佣是新加坡历史的一部分，不论我们认可不认可他们的贡献，总之，我们不可能，也不可以抹掉这段历史。最好还是，勇敢的承认和面对，他们是我们繁荣背后的一部分文化遗产。或许，有朝一日，人家富了，有钱了，还会记得在新加坡的日子，还带着家人回来消费。不是有人曾经预言，我们再不上进，不提高生产力，新加坡女人很可能要到外地当女佣吗?

外劳女佣可以来去自由，但是，他们没权力改变新加坡，更新政治常态。我国人民，当然也可以不听老人言，选择不出国当外劳女佣，而选择在新加坡改变政府的思维，改变行动党多多向下看，而不是只向上看，向钱看。这个觉悟，这个话语权，这个投票权的新发现，还只是刚刚开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