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23 March 2012

外劳女佣会不会成为新加坡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不论外劳女佣还是内劳,还是弱势群体,低下层人士,好像都和最近几十年来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繁荣,国民人均步步高升,没有关系。他们就好似过客一样,跟我国的文化遗产不发生关系,带着汗血来,带着汗血去,没有留下遗迹。

匆匆的来,匆匆的去,我们似乎只记得外来人才,奖学金得主,位高的权贵,而忘记了外劳和内劳,他们真的一点贡献也没有吗?我们没有认可内劳的贡献,没有当他们是遗产的一部分,自然而然的对外来的劳工女佣,也会同样的对待,忽视他们的贡献,低估他们在建设国家中的功劳。

独立前后,我们还记得有红头巾,劳工,码头工人,家庭女佣,甚至三轮车夫,街边小贩,五脚基。在我们的博物馆里,还可以看到这些人的身影,默默地说着他们的故事。

如今,我们进入服务型经济,金融财务,管理,科技,医药卫生等等高增值的商业活动,这才是我们要认可的,才是我们要遗产化的。 因此,对做着这些干粗活的人,不论外劳还是内劳,我们就另眼相对,尽可能压低他们的收入,借口就是你们生产力低,没有办法让你们拿多一点。

在这一点上,对内对外,行动党的立场是蛮一致的。对所谓的人才,富人,不分内外,都是欢迎,认可,和鼓励的。对于劳工,低下层人民,不论内外,则是另一套做法,另一种态度,深怕给这些人太多的福利,太多有机可乘的机会,他们就不提高生产力,工作不认真。

事实上,我国低下层人民的苦境,也不正是外劳女佣的困境吗?当新加坡的国民人均收入节节上升时,这批人并没有得到好处,反而是原地踏步,没有分享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当别人人均收入上升时,你没有跟着上升。这样,就会把贫富的差距拉大了。所以,国民人均的上升,好像跟外劳,内劳没有关系,那么。这些增加的财富去了哪里?谁把蛋糕吃了?蛋糕越大,没有内劳,外劳的份,就只有人才,上层的份。

人均收入增加,即意味着整个国家的财富增加了,然而却不是人人有份,这是不是说,收入没有增加的人,是没有做出贡献的人?(政府的一贯说法是这些人生产力低,所以,收入当然就低了)因此,这些低生产力的人不被认可,也不是新加坡近年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份子。当然的,自然的,不论他们来自国内还是国外,我国的文化遗产也就没有他们的份,也容不下他们的身影。

我们的包容,利益分配是建立在契约合同上的

真的这么难将外劳内劳纳入我们的国家遗产吗?我们有着这么漂亮的机场,海港,公寓,商场,高楼大夏,地铁,甚至于组屋,医院,巴士站等等,没有他们的血汗,我们再聪明的头脑,也不过是一个没兵的将军。

我国社会的上下层,国人和外人,有着太多的契约性关系,有着太多的经济条件的合同。我们给你发薪水,让你有收入养家,你付出劳力,汗水,是应该,是应当的,大家跟着契约走,跟着合同走,只要我如期出粮给你,大家就互不亏欠了。在这样一种发展模式下,我们很难把外劳内劳的苦劳,当成是一种贡献,一种值得引以为荣的遗产。 

每当,在福康宁公园散步时,我都在想新加坡有没有可能也设一堵墙,纪念这些外劳内劳的贡献。尤其是那些客死异乡,工伤意外而无法安全回国的人,把他们的名字刻在墙上,作为一种吊念,也作为新加坡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告诉国内外的人,我们认可这些人的贡献,他们对建设新加坡留下了血与汗。

福康宁的墓碑墙,让人记起新加坡的过去

血与汗的纪念

福康宁公园有一堵墙,上面贴满墓碑,墓志铭,那是百多,两百年前英国殖民地官员,商人,还有他们的家人留下来的。可能是 整修公园时,把坟墓拿掉,却把墓碑铭留下。虽然他们的坟墓没有了,但是他们的墓碑铭却可以作为一堵墙,作为一种纪念,也可以让国人了解新加坡以前的历史,曾经有过的一段过去。 

这个做法,是否可以灵活的应用到外劳女佣的身上?我们不一定要贴满墓碑铭的墙,这可以是一个纪念碑,一个纪念的墙,纪念着他们的贡献,纪念着他们曾经在新加坡有过的一段过去。

以人口比例来说,新加坡的外劳女佣比例,很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和地区之一。以数目来说,也是够惊人的,可以从几十万人,甚至在高峰时期的上百万人。这不是个小数目,怎能不是新加坡的一部分,不是新加坡的特殊文化遗产呢?

但是,这些人,不是移民,他们只可以在这里工作,合同契约满了,就要走人,回到自己的祖国。他们在这里留下的情,外劳和女佣的情爱,很可能比对新加坡还要深,还要刻苦铭心呢!

外劳女佣的经济贡献

事实上,他们不只付出汗水和血的贡献,他们还为我们的消费经济做出贡献。

他们吸着世界上最贵的烟,喝着也可能是世界上最贵的酒,还有电讯公司为他们推出的各种预先付费电话服务,超市商场的大大小小消费,有些不幸的,还为万字,多多,赌场做出贡献。总之,他们是在排名世界上最贵的城市之一的新加坡消费,但是,和内劳一样,外劳的收入,也不是世界上最高,没有相应的调整。因此,外劳和内劳一样,都是贫富不均,不均扩大的受害者。也同样一起挤搭巴士和地铁。

外劳女佣,外国人还可以选择不来,或者到其他国家去。新加坡的低下层人民,可就没有这个选择了。这样一来,内劳不是更为可悲吗?或许,这个可悲,催生了新的政治常态,新的要求,而逼使政府推出更多包容性的政策。

外劳的减少看来已成为国策,新加坡要减少依赖外劳,但是,外劳亦可以选择不来。因此,过去以外劳女佣主导的经济,将进入另一个阶段,不只是外劳,外来女佣,很可能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外劳女佣是新加坡历史的一部分,不论我们认可不认可他们的贡献,总之,我们不可能,也不可以抹掉这段历史。最好还是,勇敢的承认和面对,他们是我们繁荣背后的一部分文化遗产。或许,有朝一日,人家富了,有钱了,还会记得在新加坡的日子,还带着家人回来消费。不是有人曾经预言,我们再不上进,不提高生产力,新加坡女人很可能要到外地当女佣吗?

外劳女佣可以来去自由,但是,他们没权力改变新加坡,更新政治常态。我国人民,当然也可以不听老人言,选择不出国当外劳女佣,而选择在新加坡改变政府的思维,改变行动党多多向下看,而不是只向上看,向钱看。这个觉悟,这个话语权,这个投票权的新发现,还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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