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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Dishonorable选举,一个人的Dishonorable决定。败国之象,民主之哀。


    一个人的选举 - 总统。
    一个人的决定 - 总理。

    无论选举还是决定,都是Dishonorable.

    Dishonorable son 形容没有诚信的人子,没有荣耀的儿子。延伸开来,也可以是败家子,不孝子。

李显龙就是这样被弟妹冠名。几个月前,他在处理李光耀遗属的所作所为已经被弟妹认定为没有一点诚信,没有一点荣耀。弟妹们也暗示这种行为可能导致败家败国。

现在,从民选总统的一个人的选举中,一个人的决定,Dishonorable son又再一次被落实。

    不过,这一次,却是从家庭延伸到国家。从失信于家人,家族蒙羞到失信于国人,让国人蒙羞。从败家到败国,李显龙的一意孤行,不但害了李氏家族,也把国家给害了。因此,人们形容新加坡是第一世界的经济体,第三流的政治体制。

    想一想,如果李显龙继续败家败国下去,新加坡还可能成为第一经济体吗?一个人的选举,就是完全的垄断,没有竞争,不管做什么生意,只要一家公司提供服务就可以了。在政治上,就是一党独大,不需要制衡。

【一个人的决定,还是集体迷失、迷思】

    不论在总统选举修宪辩论上,还是国会辩论李显龙弟妹的指控事件上,行动党的一些资深领袖和内阁部长,都冷漠对待,没有发声,没有给意见。到底他们是沉默的认同,还是不敢发声?

    如果这些最后的决定,都是集体决定的话;那么,总理的决定,政府最后的方案,决策,就是集体的责任。沉默不出声,甚至反对,但又不表态,并不表示,作为内阁成员和资深领袖,就可以逃过责任这一关。最少在道义上,也要负起责任。

    当然,在政治上,也有两边吃的现象。不表态,就是等待机会,万一李显龙出了大问题,越来越不受欢迎;那么,这些保持沉默的领袖,就可以名正言顺,挺身而出,捞好处,行动党就可以“拨乱反正”,以改革的新形象出现,再一次骗得选票。

    两边吃的机会,似乎不太可能。内阁部长,高级官员的家底,都需要向总理报告,这些人的背景对外人是秘密,对于总理来说,却是公开的资料。而在一党独大和一个人的决定下,两边吃的情形,微乎其微。事实证明,过去50多年来却是如此。

    既然两边都吃不到,那么,就是一个人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就是建立在集体迷失、迷思的基础上。整个内阁里,就像一党独大一样,总理的权力大到让内阁迷失方向,失去思维能力,放纵总理为所欲为,依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决定。

【一个人的决定和只有一家公司招标】

    行动党喜欢玩一个人的决定,因此,在很多政府的决策上,也变得只有一种选择,一种供给,一种人选。在委任新议长时,也是一种选择。在组屋翻新问题上,国家发展部是“一个人的决定”。公积金如何借款给政府,也是一个人的决定。储备金如何投资,结果如何,也是一个人的决定,连总统都管不了。

    人们似乎习惯了一个人的决定,久而久之,就依赖,过度依赖一个人的决定。新加坡人认为,没有总理人一个人的决定,他们就会失去方向,不知所措。

(新加坡民主,国外开花?)  

最可怕的是,这种过度依赖还延伸到国外去。

一位在欧洲砖石店工作的朋友,最近反应,他被投诉。因为,他在服务新加坡客人的时候,对于李氏父子的所作所为有所不满,对新加坡政治做出评判。他原本认为新加坡人到了国外,和在国内会有所不同,思维上也会比较开放。哪里知道,这种过度依赖一个人的决定的思维,依旧留在新加坡身上。

新加坡人出国也不忘行动党的集体迷失、迷思。甚至在欧洲民主国家,也要求新加坡式的民主。难怪,李显龙可以我行我素决定,一个人的选举。他当然也认为一个人的选举代价不高。

但是,新加坡真的是小虾米。欧洲砖石店的生意,如果只靠新加坡客人,就只有关门大吉。一个中国客人或者一个俄罗斯客人的购买力,就能够轻易的超过一团新加坡游客。

新加坡人在行动党集体迷惑、迷思下,如何看清自己小虾米式的所谓民主?

    在行动党的集体迷失、迷思、迷惑下,还直接造成没有人敢投标,没有公司敢投标的怪现象。当我们仔细研究阿裕尼-后港市镇会和工人党议员的司法纠纷时,为什么会出现一家公司投标的问题?这是否和一个人的决定有关,为什么没有公司要投标?

    新加坡独特的“一个人的决定”的民主方式,造就了一家公司敢投标的怪现象?在一个人的决定下,政府关联的管理公司,却步反对党的市镇会。而在迷思、迷惑下,新加坡人的印象中,就是工人党议员失职,没有担任好管理员的角色。

【一家公司投标和总统、总理失职】

    说到责任问题,失职问题,如果拿相同的标准来衡量,我们是否可以拿市镇会管理和总统、总理的管理国家来评论。事实上,总统、总理的责任更加大,反而似乎不需要负什么责任。

    在正常的选举制度下,做得不好,或者失职,下一次连任的机会就降低了。但是,在一个人的选举下,在一个人的决定下,那丹,陈庆炎是否失职,没有人问?或者,在具体迷思下,没有人敢问,敢看清楚。

    这就回归到制衡的问题。总统没有问储备金的管理问题,是不是失职?淡马锡,政府投资公司到底如何管理新加坡人的钱,有没有失职,没有人敢问?偏偏一个反对党管理的市镇会,就百般刁难,迷惑国人,反对党照顾自己人,没有尽责。

    新加坡的民主悲哀,问题不在民主,而是人民一直被行动党迷惑,迷失方向,走向入迷思不解的死角。而看清楚迷局的知识分子,就像行动党的沉默派一样,明哲保身,忘记了在民主制度下的个人责任问题。当然,这也是一个牺牲自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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