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Dishonorable选举，一个人的Dishonorable决定。败国之象，民主之哀。

    一个人的选举 - 总统。

    一个人的决定 - 总理。

    无论选举还是决定，都是Dishonorable.

    Dishonorable son 形容没有诚信的人子，没有荣耀的儿子。延伸开来，也可以是败家子，不孝子。

李显龙就是这样被弟妹冠名。几个月前，他在处理李光耀遗属的所作所为已经被弟妹认定为没有一点诚信，没有一点荣耀。弟妹们也暗示这种行为可能导致败家败国。

现在，从民选总统的一个人的选举中，一个人的决定，Dishonorable son又再一次被落实。

    不过，这一次，却是从家庭延伸到国家。从失信于家人，家族蒙羞到失信于国人，让国人蒙羞。从败家到败国，李显龙的一意孤行，不但害了李氏家族，也把国家给害了。因此，人们形容新加坡是第一世界的经济体，第三流的政治体制。

    想一想，如果李显龙继续败家败国下去，新加坡还可能成为第一经济体吗？一个人的选举，就是完全的垄断，没有竞争，不管做什么生意，只要一家公司提供服务就可以了。在政治上，就是一党独大，不需要制衡。

【一个人的决定，还是集体迷失、迷思】

    不论在总统选举修宪辩论上，还是国会辩论李显龙弟妹的指控事件上，行动党的一些资深领袖和内阁部长，都冷漠对待，没有发声，没有给意见。到底他们是沉默的认同，还是不敢发声？

    如果这些最后的决定，都是集体决定的话；那么，总理的决定，政府最后的方案，决策，就是集体的责任。沉默不出声，甚至反对，但又不表态，并不表示，作为内阁成员和资深领袖，就可以逃过责任这一关。最少在道义上，也要负起责任。

    当然，在政治上，也有两边吃的现象。不表态，就是等待机会，万一李显龙出了大问题，越来越不受欢迎；那么，这些保持沉默的领袖，就可以名正言顺，挺身而出，捞好处，行动党就可以“拨乱反正”，以改革的新形象出现，再一次骗得选票。

    两边吃的机会，似乎不太可能。内阁部长，高级官员的家底，都需要向总理报告，这些人的背景对外人是秘密，对于总理来说，却是公开的资料。而在一党独大和一个人的决定下，两边吃的情形，微乎其微。事实证明，过去50多年来却是如此。

    既然两边都吃不到，那么，就是一个人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就是建立在集体迷失、迷思的基础上。整个内阁里，就像一党独大一样，总理的权力大到让内阁迷失方向，失去思维能力，放纵总理为所欲为，依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决定。

【一个人的决定和只有一家公司招标】

    行动党喜欢玩一个人的决定，因此，在很多政府的决策上，也变得只有一种选择，一种供给，一种人选。在委任新议长时，也是一种选择。在组屋翻新问题上，国家发展部是“一个人的决定”。公积金如何借款给政府，也是一个人的决定。储备金如何投资，结果如何，也是一个人的决定，连总统都管不了。

    人们似乎习惯了一个人的决定，久而久之，就依赖，过度依赖一个人的决定。新加坡人认为，没有总理人一个人的决定，他们就会失去方向，不知所措。

（新加坡民主，国外开花？）   最可怕的是，这种过度依赖还延伸到国外去。 一位在欧洲砖石店工作的朋友，最近反应，他被投诉。因为，他在服务新加坡客人的时候，对于李氏父子的所作所为有所不满，对新加坡政治做出评判。他原本认为新加坡人到了国外，和在国内会有所不同，思维上也会比较开放。哪里知道，这种过度依赖一个人的决定的思维，依旧留在新加坡身上。 新加坡人出国也不忘行动党的集体迷失、迷思。甚至在欧洲民主国家，也要求新加坡式的民主。难怪，李显龙可以我行我素决定，一个人的选举。他当然也认为一个人的选举代价不高。 但是，新加坡真的是小虾米。欧洲砖石店的生意，如果只靠新加坡客人，就只有关门大吉。一个中国客人或者一个俄罗斯客人的购买力，就能够轻易的超过一团新加坡游客。 新加坡人在行动党集体迷惑、迷思下，如何看清自己小虾米式的所谓民主？

    在行动党的集体迷失、迷思、迷惑下，还直接造成没有人敢投标，没有公司敢投标的怪现象。当我们仔细研究阿裕尼-后港市镇会和工人党议员的司法纠纷时，为什么会出现一家公司投标的问题？这是否和一个人的决定有关，为什么没有公司要投标？

    新加坡独特的“一个人的决定”的民主方式，造就了一家公司敢投标的怪现象？在一个人的决定下，政府关联的管理公司，却步反对党的市镇会。而在迷思、迷惑下，新加坡人的印象中，就是工人党议员失职，没有担任好管理员的角色。

【一家公司投标和总统、总理失职】

    说到责任问题，失职问题，如果拿相同的标准来衡量，我们是否可以拿市镇会管理和总统、总理的管理国家来评论。事实上，总统、总理的责任更加大，反而似乎不需要负什么责任。

    在正常的选举制度下，做得不好，或者失职，下一次连任的机会就降低了。但是，在一个人的选举下，在一个人的决定下，那丹，陈庆炎是否失职，没有人问？或者，在具体迷思下，没有人敢问，敢看清楚。

    这就回归到制衡的问题。总统没有问储备金的管理问题，是不是失职？淡马锡，政府投资公司到底如何管理新加坡人的钱，有没有失职，没有人敢问？偏偏一个反对党管理的市镇会，就百般刁难，迷惑国人，反对党照顾自己人，没有尽责。

    新加坡的民主悲哀，问题不在民主，而是人民一直被行动党迷惑，迷失方向，走向入迷思不解的死角。而看清楚迷局的知识分子，就像行动党的沉默派一样，明哲保身，忘记了在民主制度下的个人责任问题。当然，这也是一个牺牲自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