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27 May 2018

透明度倒退25年的新加坡公共财政管理。


一转眼,过了25年。

1993年,王鼎昌年成为新加坡第一位民选总统。当时,他为了维护总统负责的第二把国家储备钥匙,问了总审计长,储备知多少的问题。这个需要52年工作日计算的大工程,现在已经过了1/4个世纪。

人生有多少个25年,我们在这1/4个世纪,有没有改进新加坡的公共财政管理?如果拿纳吉作为反面教材,那当然就是没有,不只没有,还很可能倒退,比一些亚细安国家落后,甚至不如后发的一些非洲国家,如南非等。

往事如烟,新加坡公共财政管理,依然故我,透明度没有进步 - 到底有多少人知道储备的真正情形,而真实的情形是不是政府说的那样?说了就算?相对来说,国人似乎也不在乎,相信人民行动党政府的解释,而怀疑反对党的质问。马来西亚的变天, 警惕国人,  是时候关心政府的所作所为,公共财政管理是需要全民参与。

不论世界银行,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协助落后地区,甚至在贷款给发达国家的时候,都希望看到健全的法制和公民参与支持相关的计划。对于有些批评者,这两个组织是维护富人、富国的利益,这不正符合新加坡政府的治国方针吗?我们甚至是这两个组织的伙伴,协助它们输出新加坡的管理软件、技术到其他国家。

公民参与是过去25年的世界趋势,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一直强调,还有很多非政府组织纷纷出现,参与监督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审计。而储备作为财政预算的重要一环,它的多少,如何合理使用,将会发挥它在财政政策上的效率。

人民行动党政府在制定财政政策的时候,如增加消费税,新机场的兴建,基础建设的工程,似乎是它说了算了。就如新机场需要动用多少资金,也无法说清楚。只是一味要求人民相信政府,它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新加坡的将来。这不正是和25年前一样,储备金无法及时算出来,给出同样的答案。

25年来,科技的进步,大数据时代到来,行动党似乎还是停留在1993年,利用旧电脑来计算储备、计算财政政策和预算。它忘了马哈迪就是利用脸书等社交媒体打倒纳吉的主流媒体。

在公民参与部分,其中IBP国际预算伙伴是值得关注的一个公民参与的组织。IBP通过民间力量,分析政府的政策政策和预预算,达到改善政府的财政率和降低贫穷人口。

IBP在世界各地区有超过100多个伙伴。其中,新加坡的伙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李光耀政策研究院。在对115个国家的调查中,竟然没有新加坡的数据。在IBP的网站中,一点关于新加坡的资料都没有。不过,李光耀政策研究院却对泰国做了调查。这让人有些错愕,为什么没有研究新加坡的财政政策和预算。
https://www.internationalbudget.org

IBP每两年进行一次调查。以下是一些亚细安和非洲国家的指数。100为满分,有些国家是零分。

IBP Open Budget Survey 2017 财政预算公开(度)调查

马来西亚
46/100
印尼
64/100
缅甸
7/100
泰国
56/100
菲律宾
67/100
柬埔寨
20/100
埃及
41/100
南非
89/100
越南
15/100
肯亚
46/100
加纳
50/100

李光耀政策研究院是不是公民组织?它是代表政府的立场,还是独立的第三者?可以想象为什么IBP的调查,没有新加坡的数据,相对来说,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13/100)和越南(15/100)的指数。我们是不是比中国,越南,缅甸更加封闭,公民参与财政预算、政策制定和审查,相对落后,而不自知?

以上的数据,甚至115国家的整体数据,间接证明财政政策和预算公开度高,民主意识高和公民参与意愿高的国家,指数相对较高。我们或许很容易明白菲律宾和印尼的指数为何高于越南、柬埔寨和缅甸。

新加坡一向很自豪,我们在国际上的透明指数,排名很高。其实,这是指反贪指数,例如:新加坡在“透明国际”的排名一直在前面。反贪可以从法制的执行力度来看,新加坡当然可以很有效率。从治国角度看,这是国家对个人行为的监督,没有涉及到公民参与,也看不到公民社会对于政府的监督。

我们从纳吉的例子可以看到这个不同点。纳吉可以随时更换反贪领导,可以随时更换总检察长,可以随意立案调查别人,这是利用国家机器来反贪。最令人心寒的是他对国家财政,预算的随意更改,图利个人。即使反对党在国会质询,还是没有作用,一直到公民参与变天。

如果马来西亚没有变天,我们就不知道、看不到:
  • 高官、审计长都看不到的“红头文件”。这意味着财政预算、政策制定是在有限信息下进行的。
  • 国家主权公司可以不按规定,转移资金给出事的一马公司。作为国家储备的一部分,纳吉可以不按照宪法规定来随意调动国库资金。这无形中,回避国会和公民组织的监督。
  • 很多大工程、大项目,没有详细的政策研究和预算,往往出超。这就是为什么新的希望联盟政府要检讨这些工程和项目的原因。
  • 马哈迪一口气取消好几个法定机构和政府组织,事实上,这些单位是和政府部门有着重覆功能,无法到达财政政策的效果。例如:陆路公共交通委员会(SPAD)重归交通部。

以上这些例子,会不会在新加坡出现?这25年来,我们看看淡马锡,政府投资公司,人民协会,工资理事会,新加坡消费者协会,公共交通理事会等等在做些什么?我们的国库也通过更加严厉的法律来管制,预算案也有更加多的限制,这些表面功夫,真的能够监督政府的所作所为吗?

如果马来西亚没有更加多的公民参与,公民监督,变天有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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