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度倒退25年的新加坡公共财政管理。

一转眼，过了25年。

1993年，王鼎昌年成为新加坡第一位民选总统。当时，他为了维护总统负责的第二把国家储备钥匙，问了总审计长，储备知多少的问题。这个需要52年工作日计算的大工程，现在已经过了1／4个世纪。

人生有多少个25年，我们在这1/4个世纪，有没有改进新加坡的公共财政管理？如果拿纳吉作为反面教材，那当然就是没有，不只没有，还很可能倒退，比一些亚细安国家落后，甚至不如后发的一些非洲国家，如南非等。

往事如烟，新加坡公共财政管理，依然故我，透明度没有进步 - 到底有多少人知道储备的真正情形，而真实的情形是不是政府说的那样？说了就算？相对来说，国人似乎也不在乎，相信人民行动党政府的解释，而怀疑反对党的质问。马来西亚的变天, 警惕国人,  是时候关心政府的所作所为，公共财政管理是需要全民参与。

不论世界银行，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协助落后地区，甚至在贷款给发达国家的时候，都希望看到健全的法制和公民参与支持相关的计划。对于有些批评者，这两个组织是维护富人、富国的利益，这不正符合新加坡政府的治国方针吗？我们甚至是这两个组织的伙伴，协助它们输出新加坡的管理软件、技术到其他国家。

公民参与是过去25年的世界趋势，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一直强调，还有很多非政府组织纷纷出现，参与监督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审计。而储备作为财政预算的重要一环，它的多少，如何合理使用，将会发挥它在财政政策上的效率。

人民行动党政府在制定财政政策的时候，如增加消费税，新机场的兴建，基础建设的工程，似乎是它说了算了。就如新机场需要动用多少资金，也无法说清楚。只是一味要求人民相信政府，它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新加坡的将来。这不正是和25年前一样，储备金无法及时算出来，给出同样的答案。

25年来，科技的进步，大数据时代到来，行动党似乎还是停留在1993年，利用旧电脑来计算储备、计算财政政策和预算。它忘了马哈迪就是利用脸书等社交媒体打倒纳吉的主流媒体。

在公民参与部分，其中IBP国际预算伙伴是值得关注的一个公民参与的组织。IBP通过民间力量，分析政府的政策政策和预预算，达到改善政府的财政率和降低贫穷人口。

IBP在世界各地区有超过100多个伙伴。其中，新加坡的伙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李光耀政策研究院。在对115个国家的调查中，竟然没有新加坡的数据。在IBP的网站中，一点关于新加坡的资料都没有。不过，李光耀政策研究院却对泰国做了调查。这让人有些错愕，为什么没有研究新加坡的财政政策和预算。

https://www.internationalbudget.org

IBP每两年进行一次调查。以下是一些亚细安和非洲国家的指数。100为满分，有些国家是零分。

IBP Open Budget Survey 2017 财政预算公开（度）调查

马来西亚	46/100
印尼	64/100
缅甸	7/100
泰国	56/100
菲律宾	67/100
柬埔寨	20/100
埃及	41/100
南非	89/100
越南	15/100
肯亚	46/100
加纳	50/100

李光耀政策研究院是不是公民组织？它是代表政府的立场，还是独立的第三者？可以想象为什么IBP的调查，没有新加坡的数据，相对来说，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13/100）和越南（15/100）的指数。我们是不是比中国，越南，缅甸更加封闭，公民参与财政预算、政策制定和审查，相对落后，而不自知？

以上的数据，甚至115国家的整体数据，间接证明财政政策和预算公开度高，民主意识高和公民参与意愿高的国家，指数相对较高。我们或许很容易明白菲律宾和印尼的指数为何高于越南、柬埔寨和缅甸。

新加坡一向很自豪，我们在国际上的透明指数，排名很高。其实，这是指反贪指数，例如：新加坡在“透明国际”的排名一直在前面。反贪可以从法制的执行力度来看，新加坡当然可以很有效率。从治国角度看，这是国家对个人行为的监督，没有涉及到公民参与，也看不到公民社会对于政府的监督。

我们从纳吉的例子可以看到这个不同点。纳吉可以随时更换反贪领导，可以随时更换总检察长，可以随意立案调查别人，这是利用国家机器来反贪。最令人心寒的是他对国家财政，预算的随意更改，图利个人。即使反对党在国会质询，还是没有作用，一直到公民参与变天。

如果马来西亚没有变天，我们就不知道、看不到：

• 高官、审计长都看不到的“红头文件”。这意味着财政预算、政策制定是在有限信息下进行的。
• 国家主权公司可以不按规定，转移资金给出事的一马公司。作为国家储备的一部分，纳吉可以不按照宪法规定来随意调动国库资金。这无形中，回避国会和公民组织的监督。
• 很多大工程、大项目，没有详细的政策研究和预算，往往出超。这就是为什么新的希望联盟政府要检讨这些工程和项目的原因。
• 马哈迪一口气取消好几个法定机构和政府组织，事实上，这些单位是和政府部门有着重覆功能，无法到达财政政策的效果。例如：陆路公共交通委员会（SPAD）重归交通部。

以上这些例子，会不会在新加坡出现？这25年来，我们看看淡马锡，政府投资公司，人民协会，工资理事会，新加坡消费者协会，公共交通理事会等等在做些什么？我们的国库也通过更加严厉的法律来管制，预算案也有更加多的限制，这些表面功夫，真的能够监督政府的所作所为吗？

如果马来西亚没有更加多的公民参与，公民监督，变天有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