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民主社会主义，强调民主社会治国，其实也证实新加坡正走向，或者已经是一个租赁经济（Rentier Economy）。在上一篇博文中，我已经简单介绍了这个模式。在租赁经济模式下，政府可以很富有，同时又不需要很努力，依靠行政手段，就可以获得很高，高于一般市场回报的报酬率，即租金。
国家在高租金回报的情形下，变得富有，接着下来，就是分配的问题。在阿拉伯，文莱等地，公民不需要缴税，同时可以很获得大量的津贴。但是，财富分配权都是掌握在皇室手中，他们喜欢怎么分配，人民一般没有话语权，外人外劳更不用说了。这种单方面的 分配国家财富的做法，很容易造成社会摩擦。尤其是年轻人在国家提供免费教育，知识提高而就业无门的情形下，不满就会增加，对当权者的态度更是多加批评和反对。
这种情形对新加坡来说，似乎似曾相识。我们的年轻人口教育都比上一辈人来得高，还懂得双语呢？因此，行动党想要继续单方面控制国家财富的分配权，凭着租赁经济模式继续管理和计划国家财富，遇到的阻力就会越拉越大。而只要有一点让人不满的地方，事情就会变大，批评声浪就会不断出现。
这看起来是走向两个极端：行动党不了解民情，只是依着自己的意思走，根本不知道问题的所在, 依然以老模式分配财富。而人民呢！对行动党这套老的旧的分配方式，当然不满。尤其是总理认为的部分（问题？）网民，一见到不满，不合口味的事情，就批评，就反对。
放下身段与外劳吃饭
前几天看到总理和‘平乱’有功的小印度事件的前线人员共进早餐，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为何总理不能和外劳共进早餐，一起吃饭？如果外劳对我们的经济建设贡献真的如此的高，我们新加坡人真的应该放下身段和他们一起吃饭，促进双方的了解，打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新加坡。
在租赁经济模式下，获取高租金的管理人员，政府官员，的确很难理解只获得低于基本租金回报的人的心声。因此，总理看到的是一群政府直接管理的‘平乱’人士，而看不到另一群对经济建设有贡献的人。事实上，用上‘平乱’这样的字眼，已经很清楚把这两群人区分开来了。
如果行动党提出来的民主社会主义，真的有所见效的话，总理和政府官员的思维，也要跟着这条民主社会的路走。在吃早餐的问题，我看不到这点改变，总理的思维还是停留在租赁经济的状态中，他看到的是直接影响（保护）他的高租金政策的一群人，而没有看到同样能够拉倒新加坡经济的另一群人。
租赁经济思维深入治国方针
新加坡整个治国思维，在很成功的租赁经济模式下，已经很难考虑到低于市场租金的活动。外劳，女佣，和低薪工友在新加坡所从事的工作，其实就是低于市场租金的活动。当我们考虑奖学金得主，外来人才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他们高租金的回报。外来投资者，赌场豪客，金融大鳄，当然也是高租金的报效者。
所以，我们的服务，就是要建立在服务高租金引导者，建立者和设计者身上。那些低租金创造者不是重点，不论是国人还是外国人，他们不享有话语权，他们是替代品。因为，有很多其他地区的人愿意来新加坡替代他们，抢他们的低租金职位。而高租金创造者却是国际稀有品，各国都欢迎他们。
但是，不论什么地方，都要有人从事低下的工作，整个社会才能顺利的运行。尤其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行动党就不能不重视他们。这一点连行动党本身过去的做法也觉得不妥，所以，它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来提醒自己。因为，如果再这样下去，不注重低租金创造者，基本票将会流失，行动党的政权就保不住了。
下面举出三个例子，来说明行动党思维是如何远离民主社会主义，而成了租赁经济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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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缴税看话语权。行动党看在钱的份上，高收入者， 间接税和公司税当然有更高的话语权。#2 |
税务改变：从直接变成间接
自从消费税在1994年代推出后，我国的税务重心已经从直接税转向间接税。当然，我们也很自豪的向世人说，我们是世界上个人和公司税务最低的国家之一。很自然的，这样的安排，也促进了租赁经济的发展，制造更多高租金的机会，拉大贫富距离。
不过，有一种发展趋势却是行动党本身可能都没有觉察到的。那就是从直接税到间接税，政府向人民直接抽税的机会就减少了。很多税务都是通过间接方式抽取，‘人’的因素不见了。政府不需要‘直接’看人民的脸色来抽税，而是通过间接的行政手段来抽税。
因此，政府大声的说，大部分的新加坡人是不用缴（个人所得）税的。只有少部分高薪，高租金人士，才缴税，因此，这些人才对新加坡的财政收入做出巨大贡献。我们需要重视他们，让他们有话语权。相比较之下，没有直接缴税的人，话语权当然就降低了，或者，如外劳等根本不应该有话语权。
表面看来，的确如此，不然美国独立运动也不会发生。波士顿倒茶事件#1，就是因为当地商人认为，自己缴税后，在英国国会还是没有话语权，没有代表，因此就示威抗议，不再缴税。
从行动党政府的直接观感来判断，没有直接缴税的低薪人士，和直接缴税的高收入人士相比，两者当然有所不同。一个应该给予多些话语权，另一个根本没有资格来谈判话语权。久而久之，几十年下来，在行动党政府眼中，就看不到间接缴税的低收入人士。不止如此，在行动党政府眼中，它还要倒贴这些低收入者，如津贴组屋，津贴医药，津贴教育，津贴交通，。。。总之，对于低收入者，政府只有津贴钱出去，没有收钱进来的。
这种思维一旦形成，就成了今天的租赁经济模式，考虑事情，也总是看表面的直接的纳税人士的欢喜。而把大多数人看成是国家的累赘，赔钱货。所以，时不时，我们会听到行动党头头会说，一人一票并不是最好的制度，就好像80年代，提出有些人应该有两票一样。很明显的，如果越来越多新加坡人发现，行动党政府把自己当成累赘，当成赔钱货，那他们会怎么样投票呢？这是一个可想而知结果，行动党自然明白，不然又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走回老路-民主社会主义。
工作准证：间接的印钞机
间接面对人民，同时又可以通过有效的行政手段，获得高租金回报的例子很多。新加坡已经越来越多这种印钞机了，工作准证，女佣税，拥车证，等等。
总理说，我们有超过一百万外劳和女佣，每人如果贡献一块钱，就是超过一百万新元。当然，这后面还要加上最少两个零。这是不是高租金回报？行动党政府在间接性思考下，认为不是。这是因为政府管理好新加坡，投资者才来投资，旅游，赌博，消费。而直接负责税务和费用的人，不是政府，所以，它不知道痛在哪里。因为，直接感觉到痛的人是劳资双方，就像公积金一样，痛的是雇主和工人，双方都要交公积金。
主权基金：不知道钱来自人民
如果说，税务，准证是政府和人民直接和间接打交道。那么，主权基金的基金来源，就跟人民的距离拉得很远了。不论是政府，还是负责管理基金的人，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些钱来自人民，来自公积金，来自国库。
所以，在新加坡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外汇储备是多少，主权基金真正的表现如何。当人民问起，政府就叫你放心，他们是专业投资，长期投资，不会随意投资，浪费基金。
我们假设，这些外汇储备的投资，主权基金的投资都获得利益，获得高租金回报，但是，过去几十年来，这些基金的数目，也一直在不断增加，国库公积金一有钱，就往投资经理身上投。久而久之，这就成了一种习惯，淡马锡，政府投资公司，就是坐在那里等钱进来。他们还会想到基金的钱是从何处来，又怎么回归给人民，以高租金回报获得的报酬，是否也应该同样的以高回报答谢金主（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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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储备年年增加，见钱眼开，行动党已经忘了这和人民有关。
即使获得高租金回报，也不会感恩人民。#3
从税务，从主权基金，从直接变成间接关系，行动党在治国的过程中，思维上也成为高租金的追求者，他们希望完善租赁经济，制造更多高租金机会，与此同时，也往往忽略了低租金的社会支撑者，尤其是他们的贡献。再提民主社会主义，能改变治国思维吗？能让行动党直接面对人民吗？
#1
波士顿倾茶事件（英语：Boston Tea Party，原稱The
Destruction of the Tea in Boston），亦称波士顿茶会事件、波士顿茶党事件，是1773年在当时的英国殖民地马萨诸塞湾省首府波士顿发生的一场政治抵抗运动，由殖民地的民间反抗组织“自由之子”领导并行动，反对英国政府在殖民地征税并借此控制殖民地政府，以及反对英国东印度公司利用法案垄断北美的茶叶进口贸易。1773年12月16日，在抗议的最后一天，亲英派总督哈钦森（Thomas Hutchinson）仍坚持拒绝遣返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茶船，因此数十名或上百名自由之子成员趁夜色登船将全数茶叶抛入海水毁掉。波士顿倾茶事件是美国革命进程中的关键事件。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引发殖民地的连串反抗行动。对抗接连升级，并导致1775年美国革命战争爆发。
1760年代，英国在北美殖民地增加税收。1765年的《印花税法》和1767年的《唐森德条例》（Townshend
Acts）等法案导致北美殖民地居民的强烈不满。他们开始宣传一种主张：既然他们在国会没有代表，就没有义务缴税。
#2
http://www.iras.gov.sg/irasHome/uploadedImages/About_IRAS/Overview/IRAS%20Tax%20Type%20Collection%20FY2012.jp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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