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极泰来 Piji Tailai

 

  不论是新加坡印度全面经济合作协定，还是小贩中心，人民行动党政府看到是利益，CECA带来大利，小贩中心带来小利。结果，满眼看到的是欲望、名利、金钱，而忘记了身处险境，见利忘了正道、也忘了正义。 印度市场这么大，人口、人才又有红利，离我们又不远。我们的四大种族又有印度人，似乎是亲上加亲。因此，这样的协定，将给新加坡带来好处，也能促进经济发展，提升人口素质、质量。 我们看到的是协定的好处，而忘记我们到底能不能够、拿不拿到这些好处。从国际贸易的理论上看，互通有无，即使两个国家处于不同水平，不同发展阶段和大小不同，还是可以在比较利益下，获得各自好处。新加坡就是基于这样的原理，才认为有利可图，名利双收，从印度那里获得可观利益。 小贩中心的好处，就更加简单明白。政府指定的清洁公司有钱赚，政府也可以拿一点，即使拿不到，税也要交吧！现在，用餐人士要自理桌面清洁，那不就是利上加利了吗？当然，小贩文化已经成了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脏兮兮的环境也不像样。因此，需要软硬兼施，名利皆得。 蛋糕做的不够大，国人分配下降。 印度这股大动力，的确对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有贡献。这是行动党政府一直坚持的立场，尤其是考虑到外劳问题，没有人做苦工，国家建设就会出问题。当然，没有印度的电脑科技、金融人才，势必影响外来投资和经济发展。奇怪，我们的一流大学到底培养什么人才，怎么会如此失算，肥水流到别人的田里。 整体经济蛋糕虽然有所增加，但是，分配到我们的专业经理技术执行人员的蛋糕，却没有增加。蛋糕缩小，机会减少，中产阶级自然受到影响。因此，对于CECA的怨气就增加了。 新印协定对我国GDP做出贡献，蛋糕却不落入本地人。本地的大蛋糕却为印度制造好多高薪、低薪工作，留给本地人的机会，似乎没有增加，反而，可能减少。这对行动党政府来说，的确做出贡献，看到经济成长，收入增加。对于PMETs来说，却是一场灾难。 中美贸易， 为何美国一直喊对自己不利？ 我们从美国这个大例子中，或许可以看到新加坡的问题。美国大公司好多在中国发了大财。但是，美国本地人，却没有得到就业好处，唯一的红利就是低物价的维持。没有中国源源不断的货物供应，美国就会面对通货膨胀。 制造业去了中国，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当然减少。与此同时，不是每一个美国人都会和都喜欢读书，因此，美国需要进口人才。因此，好多高薪、好工作都被外来人才拿走。美国人没有了好工作...

 

 

  徐清、徐生。 在讨论人口普查前，先看一看瑞士IMD的竞争力报告，新加坡已经不是第一名。失业加剧，公共财政（收入不足和债务加重）吃紧，生产力低，似乎印证了2020年人口普查中出现的问题。当然，新冠的发生， 加重了新加坡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 当前的挑战：人民行动党如何应对变种新冠，如何在疫情中找新方向看清楚现实。尤其是，考虑到我们的文化基因尽失，内在动力不足的这个现实，如果还是想依靠过去吃苦耐劳的精神，依靠西方经济动力，和牺牲部分国人（由于语言，种族歧视）的原则来处理挑战，那么我们只有走向失败。 文化基因尽失、内在动力不足和新加坡核心Singapore core 普查资料显示，新加坡人的比例下降，母语的重要性下降，人口老化，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可以想象我们现在如何形容新加坡的核心。什么人才是核心新加坡人?难怪，王瑞杰说我们应该把核心新加坡人的定义扩大，不要这么狭义看待这个问题。 新加坡过去60年，特意的美化英语英文，牺牲母语。是的，美国也是如此，文化大熔炉，世界各地的人到了美国，就能融入这个社会。不过，它毕竟是一个古代希腊哲学和文化的持续，这点在美国宪法就写得很清楚。而这种精神也一直持续，尤其是在白人社会里头。 新加坡核心的源头应该是什么？一个多语言多文化的国家，经过60年，我们曾经很自豪，以为自己找到了。但是，最近的一系列种族歧视，排外，不平等对待国人的事件频频发生。似乎，我们还差得远呢！ 我们的立国之‘道’的道的本源在哪里？1959年自治开始，还是1965年独立开始。一个非华人领头哦！一个坚持华人霸着不走呀！不论何者，我们现在的政治道路是不是离初心渐行渐远。我们有没有做到信约里的承诺。 这是‘短期’的道啊！时间拉长一点，我们的马来、印度和中华文化可以说是历史悠久。即使土生文化也有几百年历史。这些文化基因如何激发新加坡内部力量，共同面对新冠、变种新冠病毒的侵害？ 2020年人口普查看不到，找不到。李显龙和4G也一样。因为，我们离本身的初心太远了。举个例子吧！陈笃生医院凭着一己之力创立。现在，出一部分钱就可以冠名黄廷方医院、邱德拔医院。更加不用说南洋大学和义安学院设立的精神。这种初心找得回来吗？ 如何找回这些吃苦耐劳，不害怕吃亏的牺牲精神。不可能。偏偏冠病后期就是要有这股热情、热血才可以共同面对。现在，同甘共苦、有福同享是过去式，肥缺高薪独领才是正道。 雪...

  Plain English cannot help the PAP to explain the hard question of proper talking.  Even as simple as  ‘as soon as possible’ (see below), it cannot easily be interpreted. It is a different world under Lee Kuan Yew and Lee Hsien Loong in explaining, discussing and talking about public policies, opinions and feedback. Same topics, like the following, have very different responses, comments under the two Lees. Malay in the army No non-Chinese PM Subsidised HDB flats CPF, Temasek, GIC...    Two Chinese classic readings can explain them quite well.   说难 (韩非子）difficulty in talking  It is very hard and difficult to persuade rulers to listen to your proposal. It can go either way, reward or punishment. Mood, time, opportunity, and relationship can make you live or dead. 说符 （列子）talk properly The uses of words, phrases, or even attitude can make a difference. Different people have different preferences.  How to say it properly is an art.  ...

From systematic bias against minorities and  Chinese educated persons to systematic bias against Singaporeans, these are the wonderful achievements under the PAP government. The former is under Lee Kuan Yew and the latter under Lee Hsien Loong.  Considering finance and investment, in LKY’s era, the systematic bias is more towards unsystematic risk   (target or specific). While under LHL, the systematic bias has become a systematic risk (across the board).    Malay cannot hold some positions in the army. Indian cannot become the prime minister and Chinese educated person, like Ong Teng Cheong also cannot become the prime minister as his English is not good enough.  Even the 4G, the PAP also has their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for who is in who is out. Runway is too short so Heng is out.  Minorities are out too as we are not ready for a non-Chinese PM.   You may think of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Who is in and who is out, all depend on th...

G7在英国开会，英国首相约翰逊提出贫富不均、不平等将是后冠病时代西方世界的最大挑战。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解决这个贫富分配不均的问题。反而，看到一系列不满国家财富分配不均的抗议，如反对华尔街，反对1%人垄断财富。。。 今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条件，储备和金融条件，是否比2008年来得好？这是一个大问题，似乎并没有比当年好，尤其是美国和英国：国债高，变本加厉大量印钞票，如何做到贫富不均不恶化？ 2008年看到问题却没有有效解决，现在贫富不均越来越严重，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真的能够找到解决方法吗？事实上， 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已经面临瓶颈 ，政府只是希望经济尽快复苏，多一点收入，然后再次分配，把不平等缩小。但是，贫富差距实在太大，经济即使复苏，也无法把差距拉近。进退维谷，何去何从？ 在这当儿，还要面对中国的崛起。本身的不平等、贫富不均问题无法解决，还要坚持与中国对抗。这种对策和远见，是否是G7的最佳选择？还是，这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因为，这些国家都要面对选民，选民看到政府无能经济贫富不均，无力改进社会的不平等，投票时就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结局，如特朗普中选、脱欧。。。 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具有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民其实最关心的是会做事有效力的政府和领袖，以及能够给人民带来什么机会、远景。尤其是需要面对选举的国家，选民就可以比较，为何每次危机都是中下层人民做出牺牲，而富人却越来越富。甚至出现消失的中产阶级。 https://gimytv.com/v_dtM.html 《钜富与我们》指出贫富不均，差距扩大，在80年代的里根和撒切尔的外包和国有公司私有化开始。 新加坡的贫富不均问题更加严重？ 新加坡清洁工友2023年开始逐步提高工资。人民行动党政府开始注意低收入的问题？？？但是，这真的能够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吗？政府这么做，只是延迟原本早就应该给予的加薪。如果，了解G7为何要优先考虑贫富不均的问题，就明白新加坡政府其实已经拖很久了。现在，不得不做，做与不做和选票是挂钩的。安定人心，把边缘票拉回。 新加坡劳工市场，低收入的问题和外劳，外包政策有很大的关联。这是一个很复杂，牵涉到各方各面利益的问题。政府往往要在每一个交易中，都想拿到一些好处，如外劳税，女佣税，外包转包过程中的收费，甚至，还要包含外劳、中下层人民的消费税。 PAP政府一直坚信最低工资不是最佳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