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为了红包而丢了工作

不要为了红包而丢了工作

到底是谁要高经济增长？到底是谁要红包？政府的意思是这些都是国人要的，政府只是随民意，民愿配合演出。好一个调包大话，因此，政府只好落力导演一幕悲剧，不受欢迎的政策，也要一意孤行。不要忘记，国人是要为高增长，大红包付出代价的。

如果，我们回忆2003年陈企业陈抗和黄永宏的论争新闻（见下文），我们今天谈的外来人才，外劳问题似乎是旧闻，而不是新闻。政府一直坚持外来人才，外劳的重要性和好处，这个立场到今天都没有改变，即使是本身的数据得出的结论不同，也可以用强权压倒你。

本月23日：若没有增长，人们就可能连工作都没有

前内阁资政李光耀昨天在首届海外南亚人大会的对话会上，对外来人才成了执政党的政治难题一事，表示这是政府必须面对的。他说：“我们还有什么选择？没有外来人才，增长就会缓慢；吸引外来人才，就能取得更快速的增长，尽管这样做会使一些顶端的工作落入外来人才手中？若没有增长，人们就可能连工作都没有。”

李光耀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新加坡的外来人才政策不受大选影响，而它也不能算是大选“课题”，因为新加坡人一直都因外来人才的竞争而感受到压力。“我坚信外来人才的好处，社会里有更多人才，才会增长得更快。” （早报报道）

本月25日：引进外劳速度若放慢， 就业与经济增长也将放缓

我国政府如果放慢引进外劳的速度，我国的就业增长率就会放缓，经济增长也随之降低，那么国人就不能期望政府和以前一样分发那么多的红包。

国大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所长陈企业博士在亚洲投资者大会与展览上，就“2011年全国大选后的新加坡中期经济展望和公共政策选择”这一课题讲话时这么指出。（早报报道）

陈企业的红包论

陈企业最可爱的地方是他竟然比李光耀更进一步，把外劳，经济成长和国人的红包，连在一起。

他表示：“在最悲观的情况，政府在这十年所需的特别拨款要达到203亿元。过去十年因为经济取得5.45％的平均增长，政府能拿出179亿元的特别拨款。那么当平均经济增长放慢到2.8％，政府还要发这么多红包，钱从哪里来？”

他说，如果政府要继续分发和以往一样多的红包，那只能“吃老本”了。陈企业说：“人民需要理性地思考一下。既不要太高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又不要政府降低津贴，这是不可能的。” （早报报道）

换了老板，说话也不一样了

陈企业（还有陈抗）以前好像不是这么说话的。当他们在南洋理工大学经济模型预测部的时候，他们依据人力部的数据，得出的结论是新的就业机会有大部分落入外劳手中。他们为此还

和当时的代人力部长黄永宏据理力争。

是不是换了老板，立场也不一样了。从南大经济系到国大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 就几年而已，说话也不一样了。贵为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所长的陈企业博士，满脑子里就只有竞争力，提高竞争力的红包，而忘了高经济增长，领取红包，是否是国人的愿望？是否是国家财富重新分配的最佳选择？

还有，整天想着拿红包，想着兔子撞树，检便宜，贪便利， 到最后，可能连工作也没有了。这点李光耀就高明的多了，

他没有提到红包的后果。

陈企业陈抗为工作机会分析抗辩

当年，在南大的研究中，过去5年（1998-2002）里有高达四分之三的新就业机会落入外地人手中，而好年头期间（1992-1997）则有五分之四的新工作归新加坡人所有。

这两位当时的南大教授也针对黄永宏医生对他们报告的澄清和指责，作出了反驳。他们说：“如果我们的研究结果没有反映出实际情况，那人力部就有责任检讨它在网站上的统计资料。
身为关心新加坡利益的专业经济学者，我们从来没想挑起情绪，并会永远在工作中保持专业性。”

这几句话，现在听起来是刺耳呢？还是“想当年，我们也曾经英勇过。”

是谁的心变了

是陈企业改变立场，换了老板，说话也跟着改变了。还是，我们应该自我检讨，没有前进之心，国家要高经济增长，我们却不思长进，既不要红包，也不要外来人才，外劳。

要拿红包，是要付出代价的。陈企业为何没有明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是一路来，李光耀一直在强调的。

我们是否可以选择自己的路，不要红包。因为，红包已经没有办法让我们做个真正的人，过自己要过的生活。而且，又要受到红包的诱惑，又要受到红包的威胁，做人好难啊，尤其是做新加坡的没钱人！

#下文为陈企业陈抗和黄永宏的论争新闻，谁是谁非读者自我评判，今天谈的外来人才，外劳问题似乎是旧闻，而不是新闻。

新加坡人力部代部长驳斥驳斥南洋理工大学就业研究 2003-08-01

在过去5年里，新加坡共制造了10万2000个新就业机会。在每10个新就业机会中，9个工作由新加坡人做，仅有一个工作由外地人做。 　　至于1992到1997年的好年头期间，就业机会总数则增加了47万4800个。在这期间的每5个新就业机会中，有两个归新加坡人，其余3个由外地人获得。 　　这些数据同南洋理工大学经济模型预测部前天发表的研究结果完全不同。在南大的研究中，过去5年里有高达四分之三的新就业机会落入外地人手中，而好年头期间则有五分之四的新工作归新加坡人所有。 　　新加坡人力部代部长黄永宏医生昨天上午召开记者会，针对由陈企业副教授和陈抗副教授领导的南大预测部研究，作出了严厉的驳斥和澄清。 　　他说:“我们欢迎学者研究我们的数据和刊物，但对这份南大报告我感到特别失望。我认为所有研究学者都有责任先核对数据，尤其是研究结果相反或惊人的数字，核对数据的准确性应是研究学者一贯的作法。 　　“如果数据是正确但却反映了不同或很突出的结果，我们应该非常小心对待，避免挑起人们的情绪。如果数字是错误的，发表这些数据造成破坏后，再期望别人核查这些结果，那是不负责任和不专业的作法。 　　“针对这份南大报告，他们的数字错得太离谱，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获得这些数字，或者他们用的是什么方法。” 　　针对黄永宏的说法，发表南大报告的陈企业副教授和陈抗副教授则回应说，他们是从新加坡人力部的网站中获得统计数据，再根据这些公开的资料进行研究。黄永宏医生所公布的数据，是他们没有办法获得的。 　　这两位知名南大教授也针对黄永宏医生对他们报告的澄清和指责，作出了反驳。 　　“如果我们的研究结果没有反映出实际情况，那人力部就有责任检讨它在网站上的统计资料。 　　“身为关心新加坡利益的专业经济学者，我们从来没想挑起情绪，并会永远在工作中保持专业性。” 　　黄永宏说，南大学者在研究时并没有向统计局或人力部咨询。他在逐点澄清南大报告时说，1992到1997年间我国的总就业机会增加了约47万个，而其中60％的新工作是由外地人担任，这显示在高经济增长期间，我国需要外地人，因为我国有许多就业机会，但从事这些工作的新加坡人却不足够。 　　“没有外地人，我们的增长就会受到抑制。制造业不能满足订单，服务业也不能提供足够的服务，因此我们需要外地人进来。外地人提供了工资缓冲的作用，也满足了我们（对人力）的需求，因此他们对我们是有益的。” 　　至于1997到2002年的困难时期，人力部的数据显示90％的新职位由新加坡人担任。黄永宏说，这显示虽然外国工人的政策没有重大改变，但市场对人力的需求下降，新的就业机会少了。尽管如此，外地人却让我们能够获得额外10万2000个就业机会，其中大部分由新加坡人做。 赞成设劳动力发展局 　　“也就是说，外地人在好年头和不好的年头，都发挥了他们的作用。这也说明了我们的外国工人政策是正确的。” 　　不过，针对南大报告中认为将成立的新加坡劳动力发展局，应提供延续教育和一站式职业配对的服务，还有新加坡应积极推动灵活工资制度的建议，黄永宏则表示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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