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贩中心难圆星洲梦 懒人也要有懒的机会

原本的新加坡之梦是一个很美丽的瑞士家园，整体国人不只收入高，生活素质也高。因此，小贩中心这个概念便可以逐步退出新加坡，改以舒服的冷气食阁来取代。这就好像我们淘汰很多旧东西一样，养猪养鸡，旧楼旧屋，。。连好多组屋区的地名也换上新洋名，搞得的德士师傅不清楚方向，不知何去何从。

作为瑞士家园的一部分，从1986年起，政府便开始不兴建小贩中心了。理由很简单，任何旧东西在新加坡都可以被取代。小贩中心虽然取代了街边的小贩，但是，我们是一个前进的国家，政府希望国人也能享受到第一世界国家的生活水准。在国民所得增加的有利条件下，我们现在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当然也可以享受到更好的生活素质。所以，小贩中心的更进一步就是冷气食阁 – 这才算是进步。湿巴刹的下一步是超级市场。

小贩是一份辛苦工作

每个人都知道小贩是一门很辛苦的工作，这不是要不要加一粒蛋，两粒蛋的问题，也不是米暹还是面薄的问题。工作时间长，人家休息，你就要工作，社会身份地位也不高。从一定意义上看，少了小贩中心，就是少提供辛苦工作的机会，取代的就是比较不辛苦的工作，这不是提供更多‘懒人’工作的机会吗？对于比较不辛苦的工作，当然，老板也不可能付出高薪来支付薪水给工人的。

行动党政府的出发点原本是好的。因此，一切跟不兴建小贩中心的治国方针也跟着出来了：如朝服务业发展，金融业发展，资讯业发展，这些知识型的产业主导着新加坡的经济，这样才能达到瑞士的生活水准。最少从目前看来，在收入方面，我们是做到了，但是，为何生活素质跟不上呢？收入的中位数可以，但不代表全体国人都可以享受到第一世界国家的生活水准。

政府现在，从新启动新的小贩中心计划，不是开了倒车吗？美其名这是为了方便居民，降低生活费用，事实上是否如此？小贩中心的重新推出，其背后的真正意义恐怕是宣告新加坡美梦的结束，最少，对有一部分人来说，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来说，何年何月才能看到瑞士家园。

新加坡第一世界国家的美梦，在表面风光的后面竟然是有一大班人生活在第三世界的水平。因为，我们的贫富差距太大了。大到有些人生活的比第一世界国家的国民还要好，有些人却生活的跟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民一样。如果，我们能够做到瑞士的生活素质，就不是这个样子。瑞士普通老百姓也可以拥有高素质的生活。

怪只怪，当年行动党政府没有说清楚，不是人人都可以得到瑞士的生活素质，政府的责任只是推高GDP。至于如何公平的分配，十多20年来不是政府关心的事。因为，懒人是不应该不劳而获的，所以，等待懒人的是第三世界的生活。

懒人也要有懒的机会

少了小贩这些辛苦的工作机会，人们的选择机会就减少了。当然，人们可以选择不辛苦又有点懒的工作，这些工作薪金自然不高。不幸的人，可能要和外劳一样，辛苦的工作，但是，老板的反应是很少新加坡人愿意从事外劳的工作。所以，新加坡人懒的形象就开始出现了。老板批评新加坡人懒惰常常有所听闻。

低层次的工作出现懒的新加坡人，为何高层次的工作也同样会出现懒的新加坡人？

这里面的懒，可能需要加以说明一下。新加坡雇员是世界上每周工作时间最长的雇员之一， 为何还会懒呢？或许，从老板的角度看来，工作时间只不过是条件之一，雇员还要有拼搏精神，自动自发的精神，自主精神。

到底是谁创造了懒工作的机会？难道跟行动党政府无关吗？

小贩中心交由合作社经营

《打头阵在明年中动工、2014年底建成的武吉班让小贩中心，由职总富食客合作社经营。询及另九个小贩中心将交由谁经营，维文说：“我倾向以非盈利模式经营。之前由周士锦领导的小贩中心公众咨询小组，建议使用社会企业模式，我们希望能扩大这点，所以我在寻找其他愿意成立社会企业或社会合作社的机构，经营新小贩中心和那些在未来两三年所有权交还给政府的小贩中心。”》 （早报10月21日）

小贩中心交给合作社经营，会不会造成更多懒惰机会，而合作社却有钱进袋呢？小贩们可以不理杂务，专心工作，但却要给管理费和较高的租金，这类管理，好像食阁一样，变成像是跟食阁打工，不利企业精神的发展。

和港台相比，新加坡人愿意创业的比率低了很多#。新加坡只有16%，而港台却分别高达40%和33%。或者说，政府保护的太好，我们的社会有太多的懒惰工作机会，就连小贩也要控制好好，从全体生产力来看问题，而不是从企业精神来看问题，美其名的好管理，其实是为另一部分人创造多一些懒惰而又高薪的工作。

高薪养廉还是养懒惰

小贩中心交由专人来管理，当然是要付出高薪来养一批人。这批人，这批公司或合作社当然是要从政府手中取得经营权。什么样的人可以取得经营权？小贩中心是政府的，政府当然可以授权给认为有能力的人和公司来管理。

有了垄断经营权后，当然有能力请人来打理，付的起高薪了。小贩中心只是小经营，大经营就不得了，比如地铁，电讯，人民协会，市镇会，托儿所，培训中心，。。。

这些大经营就可以创造很多懒惰的工作机会。重复一下，懒惰不是工作时间的长短，而是缺乏“拼搏精神，自动自发的精神，自主精神，还有企业精神。”这些工作所最关心的是生产力，效率，报表，回报，和盈利。

当然，最大的经营就是政府部门，法定机构和政联公司。这些懒惰工作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高薪养廉。这不是说他们工作时间不够长，而是说他们在没有竞争的情形下，变得没有“拼搏精神，自动自发的精神，自主精神和企业精神”。这是另一种定义的懒惰。

或许，我们现在可以理解到为何外人批评新加坡人是等待指示，等待命令的一群人。这是另一种懒惰的表现。而这种表现，刚好就反映了新加坡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这导致我们有条件懒惰，我们的垄断背景，创造小经营和大经营的机会，也刚好给高薪养廉带来了一个有利的借口。

所以，懒人也要有懒的机会和条件。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我们这些政治和经济的懒惰背景，当然也就没有懒惰的机会。新加坡人是幸运的，行动党政府给了我们懒惰的条件，使到我们能够懒惰，但是，与此同时，行动党希望人民懒惰思想，不要在政治经济上想太多，想太多就会失去做懒人的机会和条件。

有利有弊，我们要做有思想的辛苦人还是没有思想的懒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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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a 2010 Gallup survey, 16% of Singapore residents who are not already business owners reported that they have thought about starting a business, compared with 40% in Hong Kong and in 33% in Taiwan.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have actually acted on such pipedreams is no doubt much smaller. Unless Singapore gets much better at understanding what drives entrepreneurs and how to identify and nurture those precious few who exist, Singaporeans may continue to create the ideal capitalist society but see most of the returns to capital flow to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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