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守死板死教条死典范，错失改革良机： 李显龙造不出时势，更造不出英雄。

一个可悲的现实是，1965年李光耀为担忧新加坡前途而失声痛哭。而2017年，讽刺的是，他的儿子李显龙，却必须躲在国会里为自己的政治前途，而不是新加坡的前途而痛哭。

李光耀当年想到的是新加坡何去何从，退出马来西亚，我们的前途在哪里？尽管有人说，那可能是鳄鱼泪，无论如何，当时的新加坡人，的确是为前途而茫然，没有方向感。

2017年的新加坡，在经济，公共行政，社会发展上，当然不可和1965年相比。没有强大的反对党，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在国会拥有绝对的多数。因此，李显龙选择在这个安全的地方，为自己的廉洁辩护，为自己的政治前途辩护，当然，就可以自导自演，反驳“大多数错误”（mostly inaccurate)的指责，轻描淡写的把少数正确的指责轻轻的带过。

李显龙现在的自导自演和国会辩护，完全是从个人的立场出发，考虑的是个人的政治前途，而李光耀当年，虽然也顾及个人的政治前途，同志的期待，但是，国家的前途，却是重中之重。把新加坡搞好搞活，考虑国人的利益就是行动党第一代领导人的责任。反观七月三日的李显龙，他却要为个人的政治前途辩护，他的举动对于新加坡来说是一种减分，由此可见，李显龙的境界有多高！

1965年的李光耀，如果无法领导新加坡，在同辈中，的确有可以取代李光耀领导新加坡的领袖。看看今天的新加坡，似乎没有可以取代李显龙，或者，不愿“冒险”担当这个任务的人。 正如，李玮玲李显扬指出的，李显龙何晶有意培养自己的接班人。从这一点观察，新加坡目前的处境比1965年来得更加糟，因为，我们没有愿意献身的国家领袖。部长和行动党领袖，考虑的是个人的利益，而不是像1965年那样，为国家的前途而奋斗。因此，李玮玲李显扬才说，国会无法说出事实的真相。

    李显龙对于李光耀故居的诠释，就充分的表现出他死守死板死教条死典范的行为。他认为李光耀的教条，不可变更，旧的成功典范，必须永久保留下来。因此，把故居保留下来，就是一项必须工作。如果，没有了故居，那么，李显龙做任何事情，都变得‘名不正言不顺’了。为此，他害怕失去故居，害怕失去这个神主牌。

【时、位错乱】

    李显龙错误的判断，或者说没有看清楚1965和2017的不同。时代已经改变了，连过世的李光耀都看出来，故居的神主牌不可再用。2015年大选的成绩，似乎坚定李显龙保留故居的决心。但是，这同时也是一种误判时间的考量。行动党当年取得政权，不是靠什么神主牌，而是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志，大家一起奋斗，间中也用了一些不光明的手段。

    李显龙似乎忘了他的总理位子是怎么来的？他没有看清楚自己的位置，这点他就不如蒋经国。蒋经国看到自己的位子，就开放台湾，甚至，如果蒋经国晚几年过世，台海两岸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或许，这就是李显龙的高度，他坐上总理的位子，想到的是个人的问题，而不是国家的前途。故居问题不是今天才发生，最少两年前，甚至2011年就出现了。但是，他考虑的是死守死板死教条死典范，认为这才是他个人的出路。难怪，李玮玲说当遗属宣布时，李显龙生气得要把故居遗迹化。

    几年前就出现问题，李显龙没有及时处理家里的纠纷，现在却要国人了解。这是时间上的错误。还有，他不是遗属执行人，这就变得位也错了。他应该想一想，李光耀的遗属几年前立下的时候，就注定不让李显龙在“时”和“位”上取得优势。而李显龙根本没有觉察出来，及时的给予纠正。或许，他认为只要神主牌在，任何事情都可以解决。而他的跟班，他也会跟上。就像两个星期来，我们陆陆续续看到这些根本陆续上场。可想而知，在国会，同班人马，甚至更多跟班就会为出现。

    因此，李显龙目前的处境是时、位错乱。他把新加坡带上一条政治不稳定的道路。虽然暂时新加坡没有出现不稳定状况，但是，他个人的错位错时，国家社会分裂（尤其是精英们）将会进一步加深，而接班人，如果有的话，也会出现预想不到的问题。

    李显龙被认为理科顶呱呱，他应该想到量子物理中的迷惑和不稳定性。他死守着死板的死教条和死典范，就像他不惜一切保留李光耀故居一样，其实，在外人看来是非理性的，非科学性的。一个理科顶呱呱的人，在错位错时的背景下，变成采取了非理性，非建设性的决定。

【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

    我们回顾李显龙政府过去几年的表现，就会发现，不论外交还是内政，都出现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的局面。从和中国的外交关系，美国的TPP误判和坚持，海外投资失利，到地铁问题，告人诽谤，媒体言论控制，NTU中文风波，都可以看到李显龙的天不时、地不利。http://pijitailai.blogspot.sg/2017/05/blog-post_27.html

    人不和更是厉害，从家事变成国事。再接再厉变成国际笑话。

【错位错时总理，新加坡何去何从】

    2017和1965当然不同。新加坡在国内外的“位”和“时”都改变了。但是，李显龙还停留在，或者说，死守着死板的死教条和死典范。他以为李光耀留下的旧教条和旧典范，可以依样画葫芦，一切照旧。

    新加坡的困境是，遇到一位错位错时总理，不愿改变、改革，依然活在垄断国会的治国方式。当李光耀在1965年，为新加坡痛哭时，他想到的是新加坡的前途，而如今，李显龙在一党独大的国会，只是为自己的前途而痛苦。他没有勇气公开的面对新加坡的未来，只在国会为自己辩护，呜呼哀哉！